原标题：党报笔杆的三篇文章
导读：
今天给大家推荐范正伟的三篇文章，从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过人的“文胆”，值得大家借鉴学习。1让“为官不为”者过不了关反四风、改作风，就要反对庸官、懒官、太平官，就要树立鲜...
今天给大家推荐范正伟的三篇文章，从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过人的“文胆”，值得大家借鉴学习。让“为官不为”者过不了关
反四风、改作风，就要反对庸官、懒官、太平官，就要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：为了做事才当官，而不是为了当官才做事，更不能为了保官不做事。在基层采访调研，能明显感受到党风政风的新变化。与此同时，也不时听到这样一种声音：紧箍咒多了，不想干事了；违规风险大了，不敢干事了。类似观点，貌似合乎情理，却经不起推敲。“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”， “‘为官不易’不能‘为官不为’”，日前中央领导的讲话，可谓切中其弊、正当其时。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我们改作风，是为了洗澡治病、轻装上阵，更好地推动改革、谋划发展。换言之，“三严”是为了“三实”，“干净”是为了“干事”，既不能拿“干事”替“不干净”找理由，更不能以“干净”为“不干事”找借口。为了不出事，宁愿不干事；规矩多了，干劲小了，一些人把“改作风”与“干事业”人为对立起来，不仅是对使命职责的消极逃避，也是对改进作风的误解误读。事实上，因“为官不易”，索性“为官不为”，本身就是四风的突出表现。道理很简单，花拳绣腿不解决实际问题，不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？光说不练不给群众办事，不正是典型的官僚主义？如同毛泽东同志当年批评的，“人云亦云，得过且过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享乐主义？倘若占着位子却不作为，导致资源浪费、机遇流失、矛盾激化，岂不是更为严重的奢靡之风？“啥都不干，难找缺陷。不做事情，不担风险。组织考核，没有缺点。”就此而言，反四风、改作风，就要反对庸官、懒官、太平官，就要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：为了做事才当官，而不是为了当官才做事，更不能为了保官不做事。“为官避事平生耻”，能干事、敢担当、有作为，这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、从政之要，也是评判一个干部境界高低的标尺。应该做的事，顶着压力也要干；应该负的责，冒着风险也要担。否则，啥也不能，为啥选你？啥也不干，要你干啥？一些人常抱怨现在“环境不好”、干事不容易，甚至动辄得咎。事实上，这些同志首先应检视的，是自身能力素质。回归为民本色，是否从思想深处进行了纠偏？告别行政意志，是否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？走进信息时代，是否学会了在舆论监督下工作？扫除不良积习，是否真正做到了“打铁先要自身硬”？回答好这些命题，才能少一些抱怨、多一些自觉；才能跟上群众期待、保持与时俱进；才能真正把转作风与抓改革、促发展统一起来。当然，倡导敢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，也离不开激浊扬清、优胜劣汰的好环境，要形成一种让“为官尽责”者升得了迁、让“为官不为”者过不了关的好机制。一方面，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，为勇于改革的干部打气。应该树立这样的导向：有为才有位，而不是有资历就有位，甚至是不出错就有位；不能做事越多风险越大，让不干事的人安安稳稳，让干事的人“木秀于林、风必摧之”。只有对该作为不作为的干部严肃惩处，对群众不满意的干部坚决撤换，使庸官难过“上岗关”、懒官难过“考核关”、太平官难过“群众关”，让今天的“为官不为”，成为明天的“为官不易”，才能激励更多想作为、能作为、善作为的干部大显身手，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。习近平同志任职浙江省委书记时，撰写过一篇文章《要拎着“乌纱帽”为民干事》，提出“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‘乌纱帽’为民干事，而不能捂着‘乌纱帽’为己做‘官’”。今天读来，依然振聋发聩。增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，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，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，对领导干部来说，这是职业的追求，也是做人的境界。
让拍脑袋者自己交学费
“票子全花了，工程白搭了，领导高升了，百姓遭罪了”，这是人民群众的观感；“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”，这是中央领导的判断。决策前“拍脑袋”，决策时“拍胸脯”，出了问题“拍屁股”走人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样的“三拍决策”和“三拍干部”虽在公众视野之中，却又在党政问责之外。日前，北京市公布了《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其中一大亮点，就是问责“决策失误”：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、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如出现失误，将追究决策者责任。这一规定，既贯彻了“有权必有责”的法治逻辑，也是对“决策腐败”的一次制度荡涤。 “既怕领导贪污，更怕领导失误”。这些年来，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令人触目：那些未上马就停工的项目、不断被拆除的“短命建筑”、人烟稀少的豪华机场、耗资巨大的人造“鬼城”……“票子全花了，工程白搭了，领导高升了，百姓遭罪了”，这是人民群众的观感；“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”，这是中央领导的判断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，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。然而，被问责者寥寥无几。决策失误却能“一笑而过”，缘于种种错误认知：决策失误是“不落腰包的腐败”，因此被给予额外的宽容；决策失误是“好心办坏事”，甚至是不得不交的“学费”；即便是重大决策失误，也是“集体决策”、“组织研究”决定的，个人不用承担什么责任。正因如此，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%，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5%左右。也正因如此，通过问责避免决策失误，应成为必修、早修的重要课程。决策不只是一个“拍板”动作，而是一系列过程。“建立完善部门论证、专家咨询、公众参与、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”，北京市的规定是一个很好的程序控制。但依然需要强调，在实施的过程中要警惕“走程序”异化为“玩程序”。只有从根本上制约权力，实行“谁决策、谁负责”，才能避免“大会决策小事，小会决定大事，不开会决定关键事”的不正常现象，进而增加决策的透明度、制约决策的随意性、降低决策的失误率。在关注问责的时候也必须强调，决策不仅是权力，也是职责。我们既要遏制贪渎，也要反对昏庸。正如一位领导所言：“腐败我看有三种：第一种是贪污，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，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，甚至不干事，保证不出事。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，更可恶。”
我们的“教养”从何而来
一个现代公民，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；一个“礼仪之邦”，尤其应该懂得“教养”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。这几天，两则与考生有关、与高考“无关”的新闻，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：一是高考前20分钟，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，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，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，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，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。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，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，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。高考结束后，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。“中国好考生”、“提前的满分作文”、“向致歉女孩致敬”……在今天，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，不仅因为它隐含着“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”的逻辑，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、心无旁骛的高考生。在人的一生中，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。倘若沿着“有用没用”的功利思路，秉持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”的成功哲学，两位考生的选择，也许显得“涉世未深”。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，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，同时告诉我们，成才之外，还有成人；成功之外，还有教养。太多时候，我们过于痴迷“成功”了。如今市面上，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，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，却往往千篇一律，不是财气袭人，便是高人一等。反过来，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，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：电影里，创业成功了，一切不合理的情节，顿时顺理成章；生活中，成名成家了，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，甚至还闪耀起了“个性”、“品位”的光芒。几年前，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，“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，但没有教养……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”。话虽刺耳，却非无中生有：我们有多少人，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；有多少人，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“对不起”都不会说；有多少人，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“要你管我”……更重要的是，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“小事”中的意义和价值？今天，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，正面临“有了钱又怎样”这样一个问题。比如，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，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，而不用它偷拍乱拍、惊扰他人？当我们以车代步后，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，而非无视规则、横冲直撞？当我们出国旅游时，是否会注意形象，而不是随心所欲、大声喧哗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，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，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。有了教养，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，至少也能心地善良；有了教养，无论成功与否，国民都会有“谦虚而不自卑，自信而不傲慢”的气度；有了教养，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，成为一个被人欢迎、受人尊敬的大国。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。每年高考后，都会涌现一股“状元热”。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“高考状元”分享学习心得、成才经验。其实，不管成绩如何，黄子恒、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，讲讲什么是勇敢、什么是尊重、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。或许，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。一个现代公民，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；一个“礼仪之邦”，尤其应该懂得“教养”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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